六

         这样的生活又持续了八个月。二○○五年五月，采石场出了他们第一张精选集《纪念》。其中的《当大脑充满玻璃和阳光》是纳兰写的最后一首歌，词是我们共同填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当大脑充满玻璃和阳光，我站在火山口的幻象，

破大衣被烧灼，脚底的血管火样热。

         我不知道他们在纪念什么，至少对我来说，纪念了纳兰和我共度的愉快岁月。我在音像店买了一张正版碟子，放在箱子里一次也不曾听。那些音符和词句毕竟太熟了，已经用不着听着来纪念了。

         中午十二点半，关掉写了一半稿子的电脑，把音响的音量调低，准备小睡一会。手机突然响起来。是杨楣打来的，那个最早跟纳兰一起离开学校的键盘手兼主唱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新出了张精选集，想必你也听说了。” 杨楣在我面前的单子上盘腿坐下，点燃一支烟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是的，情况不赖。”

    “不赖？”他笑笑，“既然这样，很好。就直说了吧，唱片卖得真是不赖，公司准备趁着大好形势出一本纪念册，内容主要是早期采石场的成长以及纳兰的私人生活，照片什么的都准备好了，文字准备请你来写。”他深吸一口，烟雾从鼻孔喷出，“作为纳兰最好的朋友，以及大作家的你，应该没问题吧。”

     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，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

    “你们的关系嘛，当然我是知道的。跟上边说了也许你会不乐意，但也是为你好。目前为止，怕是一本书都不曾出版吧，作为凭笔杆子混事的人来说，想必也是够痛苦的。何不就此机会走红一次，公司会炒做的，在封面上写上什么‘纳兰生前密友’啦，‘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’啦，‘采石场乐队签约词作者’啦，这样的名号列上十个八个，公众人物就成了。钱嘛，你开价，公司那边出。这次的宣传算得上大投资，尽管多要就是，丝毫不用手软。”他斜着眼睛看我，“怎么样，不赖吧，你，公司，采石场，三赢的形势在你一举。”

     无话可说。简直。

*

         五一黄金周，小雨送清爽，正是游玩好时节……5月3日　晴转阴，部分地区阵     雨，降水概率40％，北转南风2至3级，最高气温23℃，最低气温10℃。

    女主持人以做秀的声音播报天气，腻得像沾满机油的发动机部件。我躺在床上，抱住音响听Coldplay，这样的音乐，真的会睡过去吗？

房门被打开，卡其走进来，抓住我的手说：“摇滚嘛，要刺耳的才对，这种不算吧！”

    “唔，算流行或者另类的吧。”我说。

   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是晚上八点了，肚子饿得咕噜叫。从厨房翻出一袋泡面，莫名其妙地加入两勺咖啡泡了。也许是个怪异的吃法吧，可世上本来就不存在正确与否，那些怪异不怪异的规定是谁定下的呢？我吃着褐色的面条想。

         稿子写不出来，专栏停了一期，主编大发雷霆。

    “我说，你可是从来按时交稿的！这怎么行！你让报社怎么办！”

        我明确表示实在无能为力，不喜欢这个工作不说，每次写一些无聊的东西，自己的大脑都钝化了。我对主编说你们看着办吧，扣钱也好，栏目撤掉也好，换人也好，怎么都无所谓，自己实在干不来。

    “好吧，一向还是不错的，也不能因为一次就怎么怎么样。下期一定交好就是。”主编见我对他的怒火不买帐，态度软下来。

    思维停滞。想来是与纪念册的不愉快事件有直接关系。那种恼火与无助一直萦绕，压得我透不过气。还是散散心的好。

    给报社打去电话，跟主编说自己无论如何不想做了，想暂时离开一段时间，回来后大约也不愿继续再做。对于造成的损失深表歉意，也仅能如此而已。自愿放弃这个月的稿费（就算不自愿，恐怕报社也不会轻易如数交付了），就此结束供求稿关系。对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，什么做人不能这样啦，造成的损失太大啦之类。总之就是对我突然离去的万般抱怨。

         挂上电话，给卡其的公司打了过去。想必现在还没有到去酒吧的时间吧。接电话的正是卡其。

    “Hello，路由器。”

    “喂，去你那儿玩几天可好？”

    “何乐不为！”

五

         我们在海岸上走，防波堤建成了人行道，安置了一条条木制长椅，不用坐在地上了。沙滩缩小了，后面建起一座响音乐的喷泉广场。放的似乎是贝多芬。怎么不是Rubyhorse呢，我想。城市变化得太快了，一年的时间而已。而人呢？怕是要变得更快。

        天气阴沉沉的，热倒是热，阳光却被厚云遮住，透不出来。这次的云在头顶，恼人的是没有一丝风，这下不用担心它被吹走了。罢了。

    “怎么样？一起干吧。我画招贴，你写文案，一定能配合完美！”卡其说，情绪似乎有点激动。

    “就目前的情况来说，生活还过得去，不怎么想动。”

    “算了吧，怎么能这么想？不可能对这样的日子就满足了吧。”

    “我也不太适合吧，到目前为止，写的东西不是投给小报纸就是发到小杂志，似乎没有丝毫价值。而且想做广告是三年前的事了，从那以后不再有兴趣，也从没接受过专业训练，怕是做不成。”

        “这就是感觉的东西嘛，而且息息相通，你底子厚，肚子里有东西，还怕掏不出来？什么专业不专业，就像手里拿着白花花的面粉，做成馒头或是饼，还不全由得你！来吧，咱们会把你的好东西都挖出来的！一点不剩！”

    “就像伊拉克的石油？”我笑。

    卡其也笑。“克拉玛依也可以，不过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！”

    “其实维持现状不也挺好吗？变动的代价，谁能肯定啊？”

    “你在说什么？没问题？代价，我是在和你说机会啊！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机会固然好，可现在我过得难道不好？朋友、家人，关系稳定，一下子突然变更，怕应付不来。我可不像你那么容易适应。再说我是独生子，父母怕是也不愿我离开太远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我还不是独生子？”卡其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拒绝得如此彻底，一时不知怎么说好。他稳定一下，向海面看了一会儿。“好了，就先不要说这个了。这里建得蛮不错嘛，还有音乐。哎你有个高中同学是吧，不就是音乐家什么的？”

*

    卡其在说纳兰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是的，不过他死了。”

    “我大一的时候。淹死的。有一天傍晚他说想去海崖散散心，我就陪他走。就是对面那片海崖，看到吗？”我扬手指去，那是一块突出的海岛，岛上全是悬崖峭壁。有一座灯塔，一到晚上就射出暗红的光柱。“两个人爬到山顶，什么也不说，就这么转来转去。后来我去解手，回来时人已经不见了。下山的路只有一条，必须经过我解手的位置。我想一定是跳下去了。”

    “会不会是失足？”卡其问。

    “应该不会，要是失足肯定会喊叫，可当时四周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后来警察的勘察也证实了这一点，靠近绝壁的地方，没有一处因摩擦而损坏的岩石和植物。肯定是准备好了，安安静静地跳下去。海面上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，我拼命喊他的名字，后来想起来，当时自己的声音还真是可怕。

    “我想肯定完了，这么高的悬崖，万一撞上礁石，摔也摔得稀巴烂。回去报了警，六天后接到电话说找到了。尸体被冲到海滩上，泡得发白，实在恶心。这样说他不太好，可确实恶心得要命，脚上的皮都泡破了，在阳光底下一烤，翻出暗红而发白的肉。脸肿得鼓鼓的，长头发散乱地贴在上面，鼻孔耳朵都在流水。我忍不住，转过身去吐了。

    “虽然泡得不象样，可还算完整，身上只有几处小擦伤，估计是随波漂荡的时候碰到了石头。确实是淹死的。

    “他躺在沙子上，四肢平伸。高中的时候他就喜欢这样平躺着，浮在海面上，闭着眼想自己的事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他不和任何人倾吐，我也不问，我想除了音乐，这也许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我当时突然有种感觉，觉得他漂上来没有就此消失，是在这儿等我，他挺起脖子对我说：‘来，把我埋住。’我就开始往他的身上敷沙子，从翻破了皮的脚开始。警察大喊说你在干什么，要保护尸体。我不理睬，还是继续敷，滚热的沙子从我指缝间滑下，流在他膨胀的肌肤上，悄无声息。警察冲过来把我拉起，推上警车带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为什么死呢？”卡其问。

    “谁知道呢，不可能有人知道的啊！那家伙，搞音乐的，也算艺术家吧。他们都或多或少有些奇怪是吧。他有个乐队，叫采石场。”

    “你在说纳兰吗？”卡其惊愕地睁大眼睛说，“他就是你最好的朋友？”

    “怎么？惊讶吗？这没有什么，从初中开始，就不断有人质疑我的朋友，他们不相信我能有如此优秀的朋友，甚至怀疑我是靠了这些朋友才能勉强活在这个世上。说不准，现在在某个位置，某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便会大发感慨：‘那不是卡其吗，他怎么会和那个一无是处的家伙在一起？’就这样，虽然委实叫人窝火，却是事实。

    “他自己打鼓兼主唱，也自己写歌，搞得挺好，签了个实力雄厚的唱片公司，却并没受到公司重视，没有被列入推新的阵营，虽然手续齐全，门面正规，可是和地下乐团没什么区别。不过他死了以后，一时间报纸电视所有传媒竞相报导，公司也似乎看到了商机，一连出了三张唱片，采石场重新加了个鼓手，另一个主唱成为唯一主唱，从此蒸蒸日上。可我总觉得不太对劲，失意、死亡、炒做、然后飞黄腾达，是不是一切发展得太过顺利了？不过这里边的事不是我能说的清的！纳兰似乎想对我说来着，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”我捡起一块石子，用力扔入海中，潮水跳起露出一个细小的凹坑，又立即被回旋的浪花填平，淹没。“变动和发展，恐怕要很大代价吧！”

    “这只是意外，怎么可以拿它做准则！”

    “没什么意外不意外的，一切注定的说法也未尝不是正确的。实话说吧，眼下懒得要命，生活也能勉强应付，衣食无忧的实在不想动。”

    卡其显出几分失望，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事情本身。“好吧，既然如此。嗯，好好玩几天，然后回去。陪我没问题吧，不去游泳？”

    雨下来了。

四

    卡其西装革履，与一年半之前判若两人。洁白的衬衣领子硬挺，没扎领带。不热吗？错位！他就是一个能轻松适应任何恶劣和非正常环境的人。毋庸置疑的怪人。

    家里的啤酒已经没有存货了，我泡来两杯速溶咖啡。在烧开水的空挡，卡其按开了音响的电源。Rubyhorse又在慵懒地哼唱：“我在搜索脑细胞，寻找过时的激情……” 卡其将CD弹出，一阵悉疏声后音乐重新响起。Coldplay《In my place》。这是一首鼓音较重的曲子，正适合在我的改装音响上播放。

    曲子在间奏的地方再次戛然而止。

    “就这样？不刺激啊，听这样的音乐不想睡？”他瞪着眼睛问，像面对一个已被印证的错误结果，无须辩驳。“我想摇滚嘛，要刺耳的才对，这种不算吧！”

    “唔，算是另类摇滚吧，他们。”我懒得给他解释重金属、哥特、英伦等等众多门派的关系和区别，只得应付过关。

    “不用刺激大脑？写东西的时候？”

    “没什么必要性吧，毕竟我写的都是些无聊至极的东西，太清楚了未必正常，大脑晕忽忽的何不更好。重的曲子倒是也有，偶尔刺激一下也许也不坏。要听？”

    “不，不，我不听音乐的，什么都无所谓！”他连连摆手说，“那样怕是就不用毒品了吧！”

    “哎哎……就是！”

    我把咖啡递给卡其，发现他的手腕上挂着一条黑色系绳，上面挂一颗Lee牌的牛仔裤钉，从紧扣的衬衫袖口中探出来。

    “没发现我的衣着变化？没法不发现吧。” 卡其说，“虽然自由轻松的内心倾向没有改，可经常要谈业务，再怎么说也算个经理，不可能穿着帆布鞋去吧！个性没了，对搞设计的可是个致命打击啊！”

    “嗯，怕是也不能穿Lee牌牛仔吧！”

    “那是。”

    “过得可好？”卡其问。

    “好啊，无所事事，还和以前一样，整天听歌度日，只是再没有人在十二月的寒风中，拖着我到海岸上喝冰镇啤酒了。”

    “还看书什么的?”

    “那是自然。最近在看什么可能想象到？童话！《木偶匹诺曹》、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，小时候心驰神往的东西，现在再看简直美得要死。”

    “罢了。”卡其学着我的口气说。

     我们碰了一下咖啡杯，发白的泡沫荡漾着散开。

    “何苦非跑到那样的地方不可？全是陌生人吧，能适应得了？”我说，“当时莫非一时冲动不成？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不知道的，氛围不同，大城市嘛，消费导向和观念都不同，广告投放的针对点也与小地方有很大差别。这个行业，环境的影响可是不容忽视的啊。好在我没什么恶习，跟谁也接触得来，适应什么的不存在任何问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虽然联系不多，消息还是有的。听说你干的不错，有自己的公司了吧！”

“刚去的时候，确实有些茫然，找了一家看来还可以的小公司应聘。毕业的、等级的、认证的，一大堆证书递上去，人家看都不看。问了几个问题，就给了张桌子。先试用一个月，看业绩决定是否正式接收。这倒是我不怕的，反而增大了信心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一个月之后，当然OK，签了合同，成为公司正式成员。不过我坚持只签一年。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完全正确。公司小点，接不到什么大案子，不过对于我这个入门者，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说还是够了。也和身边的人尽力交往，开始时他们对我这个外地新手大为排斥，那种感觉多难受，可想而知。不过我有能力，干得出色，参与的案子渐渐增多，慢慢地做起了项目负责人，关系也就自然和谐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就这样做了一年，有了不少经验，想法也有了。不愿意再给人打工。跟几个朋友一说，公司里两个人跟着我走了。挖墙脚，是不是有些不道德啊？哈哈……”他笑，“找到了一个投资商，拿出钱，注了册，在高楼大厦上租了两间办公室，买了电脑和一切基本设施，倒是象模象样的。人只有五个，比原来的公司还小得多，不过自己当家作主了。我们出脑子出力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傻大款们出钱，然后什么也不管，只要资金上涨就行。就是这样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潇洒得很嘛！”我不无羡慕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哎，知道我们的公司叫什么？路由器！全名是‘无线路由器创意工作室’。不赖吧，是搞网络的技术员给起的。路由器明白？就是它决定网络通信能够通过的最佳路径，我们的工作室不也如此？有些客户什么都不懂，乱七八糟的信息灌进来，我们把它们揉在一起，然后精挑细选，找出有用的来，用一种最好最有效的表现手段返还客户。这名字岂不是天衣无缝？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严丝密合，不赖！”我撇撇嘴。

         路由器，采石场。罢了。

     快到吃饭的时间了，卡其说：“哎，不去喝点？我在那边经常去的，工作结束，几个人锁了门，到灯光昏暗的酒吧里聊天，舒服极了。还有一刻不停的音乐，刺耳的，柔软的，真是一刻不停，你一定喜欢。”

    “这里的郊区，怕是不好找你的那种酒吧吧。”

    “有的喝就成！”

            我们找到一家饭馆，要了成扎的啤酒。分好两杯，碰了一下，卡其一饮而进。

         “好酒量嘛，又练来着？”

    “没什么练不练，酒就要这么喝嘛，一口一口的，还是不要喝好了！你怎么样？”

    “从上初中就喝来着，可怎么喝都是那么两杯的量，没法子。”

    卡其给自己重新倒上，又给我添满。“哎，最近工作的事怎么样？”

    “轻松自在！”我说。

    “轻松自在。好，上学时不就是这么想来着，不要上司，不要任务，轻松自在。”

    “上司是不存在，任务倒还是有的，要吃饭嘛！”

    “唔，没想过……跟我一起走？”

三

    两个月之后，卡其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他是正牌大学的美术系学生，跟我同级。同样是本地人。由于我也想过往广告的方向发展，做一些文案的东西，所以曾经参加了一些与此有关的新闻发布会。我们就在某间会场相识。

         他坐在我的右侧，穿一件白色T恤，外面罩一件芝加哥队的红色篮球背心，后面有“JORDAN”和“23”的字样。腿上是一条浅蓝色泛白Lee牌牛仔，外加CONVERSE帆布球鞋和白色棒球帽。头发似乎留得很长，从帽子后面微微卷起，露出挑染的褐色发丝。

         整个讲座偏重于图像的设计，有太多的专业知识和术语，听得我一头雾水。而他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，时而捻着脖子后面的发角，时而托住下巴皱起眉头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走吧，别听他们胡说了。”

我莫名其妙地抬起头，而他的表情并不像是在开玩笑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讲的全是废话，都是在推销他们的公司和产品，再听下去……恐怕有些人就要被骗了！”

         他目光坚定，嘴角微挑，看上去决非无理取闹。他看看我然后转身走出会场。我刹时对他产生了绝对信任，连自己都不清楚来源于哪里。想必自己肯定会在那些被骗的人之列，便也站起身，跟了出去。他发现我出来，停住脚步，等我走上来，说：“走吧，喝杯酒！”他从小超市买了听易拉罐，我们就坐在路边喝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那些人什么也不懂，他们低投入高回报，骗钱，骗我们的时间！就是这样的一群家伙，到处皆是。”

    “是啊，是这样的吧！”我实在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随声附和。

         之后我们很自然地聊起来，行云流水，无遮无挡。他的家境很好，家人想培养他弹钢琴，可是断断续续地十几下来年竟然丝毫没有进展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不喜欢啊！那感觉，就像不是在用自己的手！”

    “像不带手套的俄罗斯人？”

    “也许吧，说是冰岛人也未尝不可。”卡其说：“抵触，面对满潭的死水一般，就想跳下去，想着那样就一了百了吧。”

    “或者说是一团反胃的污物？”

    “未尝不可。”

    “初中之后，就再也不练了，不管家里怎么说，甚至父亲的怒吓，再也不练了。”

    卡其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喜欢画画，可是没有对别人说。他开始自己学习，照着漫画书画，后来临摹一些素描的风景和人物，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，也没跟父母说。家里无疑把他当成了一个在艺术上没有出息无可救药的孩子。可因为他是一个独生子，独一无二的，虽然看似没有丝毫艺术细胞，父母也断不会对他失望得一彻到底。

    那就考大学好了。

    好在一这点卡其做得很好，学习上毫不吃力，成绩也稳居前列，同时也就腾出了更多的时间独自画画。

    报考志愿的时候提出要上美术系，这着实让父母大吃一惊。不过既然是高分进入的正牌好大学，又与艺术接轨，何乐而不为。不过卡其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，底子很薄。只是进了几天强化班，上大学的美术成绩也是刚刚合格，但这正证明了卡其的天赋。他并不打算做专业画家，而是转向了图像艺术设计以及广告创作。

    卡其有天分，有个性，也有能力，在二年级的时候便开始做兼职，说是兼职，却接了不少大的项目。对于这个行业，怎么来说感觉都是最重要的，而这正是卡其的优势。他像漂动的水波，在稳定中游移，抓住划过身旁的每一片细小的浮游生物，把这些灵感积累起来，每每捏合出令人满意的结果。

         大三上学期，美术学院的课程已经全部结束，卡其决定去上海。大约是十二月初，天气已经寒冷，我们坐在海岸的防波堤上喝酒，啤酒是事先买好的，放在卡其家的冰箱里冷冻得干爽透彻。我们在粗糙的石棱上启开瓶盖，凉气从泡沫中冲出，恰到好处。

         虽说啤酒就是应该如此喝的，不过实在是冷得可以。我穿圆领粗纹毛衣，薄棉布面外套，黄色条绒长裤，应该够厚了，却还不时瑟瑟发抖。而卡其只穿一件高领毛衣，一条牛仔裤，戴着一顶厚边圆布帽，依然喝得津津有味。真是个怪人，我想。

         海滩上有几个穿短裤戴泳帽的人。冬泳。罢了。

    海平面上有几团大块的浓雾，也许是积雨云。风已经起来了，不过看样子一时还不会刮来这里，否则，肠胃里的液体就已经凉得够意思了，再加上外来的冰雨——不言而喻。近处有一条小船在逡巡，缓慢地从左侧的海驶向右侧，又驶回左侧。不像是渔船，更不像游艇，到底是什么船呢？也许只是无聊的人吧。这样的时代，正出这样的人。

    “哎，想过没有，有一天被海盗抓住，被带到太平洋的中间，法属波利尼西亚附近。或者是大西洋，亚速尔群岛吧。陆地倒是多得很，就是不靠岸！” 卡其转过头对我说。

    “那岂不是急得要死？”

    “急什么啊，船大得吓人，什么都有，画室，篮球场，电影院，动物园，要是你，再加一个图书馆也成。我就坐在甲板上，美美地画遥遥相望的海岛，用炭笔和水粉，双份的，一份留起来，一份挂到船的侧壁上去！”他认真得说，好像已经在船上了一样。“也许在画完全套作品之后，发现画面中群岛的轮廓拼成了SOS的标记，连我自己都没发现，法国或葡萄牙的驻军开着舰艇过来，一顿枪炮相对把海盗制服，我带着留下的一份画稿上岸，在蓬皮杜中心里展出，何其美妙！”

    “妙倒是妙，不过海盗怕是不会如此支持你吧！”

    何其美妙。绝对是个怪人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就这样好了，一个时期over，一个时期continue。”他对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 由于种种原因，我没能赶去送他，想必是一个人走的。或者只有一两个家人朋友。他提着巨大的箱子和旅行包，在机场的入口处转过身，对送行者说：“就这样好了，一个时期over，一个时期continue。”

    我的大部分课程也将在下半年结束，为此我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考试，拼命地得到那几个熬人的学分，整日忙得焦头烂额。

    还好是文学院，我时常暗自庆幸。

二

         父母让我回家住，可我没有，在郊区找到一间屋子。房子很小，倒是便宜得要命，家具也几乎没有。我把宿舍里的东西一股脑搬进去，主要就是一箱子CD，一箱子书，一台笔记本电脑，还有一套JVC小型音响。音响是朋友送的。纳兰，对，是纳兰不错。虽然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

    纳兰是我高中的同学和朋友，也是最好的哥们儿。我一直为能交到这个哥们儿感到庆幸。他是一支乐队的鼓手。上学时便召集了四五个人，每天躲在自家的地下室里敲敲打打。我有时帮他们写歌词，他曾经想让我担任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贝司手（因为那个相对而言最简单，容易上手），可我怎么也玩不来。音乐平时虽然听得发狠，可一拿起乐器，就手指僵硬，不听使唤，仿佛严冬季节里没带手套的俄罗斯人。

    当时写的歌大多是懵懂的所谓爱情，我们都相信自己已经长大到有能力透视爱情的程度了，所以这些浅薄幼稚的情歌也唱得不亦乐乎。遗憾的是我们从没写过一首关于友情的歌，谁也没有提议过，也许是这个触点太过敏感了，我们都想在心里仔细收藏，谁也不愿轻易触动。

    高三的时候，纳兰退了学，他不想考大学，全心地投入到搞乐队中去。一同离开的还有键盘手，他们两个都作主唱。又找到了两个吉他手和一个贝司手，乐队重新组合起来，更稳定也更有实力。名字叫做“采石场”。

    “不想跟风。”纳兰说，“想做自己的音乐，就像从山上挖出大块的石头，把它打磨切割，那才是自己的东西。所谓创作。”

    那时正是我处于思想转变的怪异时期，和乐队的联系接触少了，不过和纳兰的感情还维系着。周末的时候常常陪他去淘CD，一直到他永远离开。我们从音像店成箱的打口碟子中翻出Rubyhorse这样罕有的东西，成堆地抱回家，塞在音响里转个不停。我们把音量调得刺耳，就坐在地下室满是灰尘的地板上，喝易拉罐的啤酒。我拿起鼓槌来敲铁制的大门，纳兰则迅速而准确地模仿着这些新听到的歌曲。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不见日光的狂欢下午。

    临走的时候，我总会带上几张CD，地下室的整面墙壁都是碟子架，有大量的CD和密纹老唱片，六十年代的“飞鸟”也有。这些都是纳兰的父亲保存下来给他的。种类也丰富完整，就像一条连续光谱，纳兰拥有从大红到正紫的每一个色彩分度。比较起来，我只是在这条光带上划出了几个典型的段落：红、绿、蓝，甚至连黄和青都不曾接触，仅此而已。在靠近音箱的地方有一只小的架子，上面排列着RollingStones、NIRVANA、BlindMelon乐队。他们都是摇滚乐的盛典级团体，也许放在一起再合适不过，但这却不是纳兰把他们集合一堂的原因。

    “唔，因为他们都曾吸毒。”

    都曾吸毒。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理由。

    他送给我的音响经过了改造，内核的关键部件已经完全改换。极大地加强了低重音的效果，但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吉他的音色，反而削减了尖锐刺激的高音，更多地是强化了鼓音的厚重感。连RADIOHEAD 《AMNESIAC》这样的电子效果明显的碟子都能听得温柔而节奏突出。纳兰喜欢这样的效果，不喜欢吉他，也不太喜欢重金属单一的吼叫和疯狂，他始终坚持鼓是乐队的灵魂，吉他只是配角，不管是主音还是伴奏。

    “哎，听这里，在敲击你的左心房啊！”

    “然后就是右心室！”我附和着，然后仔细感觉，真的能分得这么细致吗？

    也许吧。

*

    我给杂志和报纸写稿子，乐评、杂想、专栏，什么样的都做。还发了几篇小说，用的是纳兰的名字（虽然他现在已不在，他的乐队却创造了辉煌的成绩）。当然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死亡，也不会考虑我和他的关系。他们会认为这些蹩脚的东西只是出自一个幼稚的崇拜者，他用纳兰这个笔名。确实是笔名。

    就这样稿酬自然拿到不少，除去房租、水电杂费、网络和手机费，拿给家里一些（只表心意），还剩余一笔值得一数的数目。看来这样的生活可以安然维持下去了。

         我在地板上铺了一张巨大的单子作为地毯，把我的CD、书还有衣服成堆地散乱扔在上面。随手抄过一张塞进音响里，PLAY。正是Rubyhorse的《Rise》。爱尔兰人用嘲讽的腔调在唱：

    让我兴奋，别让我郁闷！

    再来一次机会吧，别急着把我挂出去风干……

    节奏很婉转舒适，懒洋洋地像冬眠前夜无所事事的加拿大灰熊。

         又是一个新的怪异时期。

[给我诸多的纪念]

○

    二○○四年七月。

一

    二十二年前的一九八二年。罗大佑写出《之乎者也》的时候，SONY为比利·乔（Billy Joel）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CD-DA标准的激光唱片《52nd street》。村上春树以《寻羊冒险记》收尾完成了青春三部曲，而马尔克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乔丹作为一年级生，以制胜一击助北卡州大夺得NCAA冠军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发生了新中国首起劫机案。

    同年七月，我出生了。我在这里将其提出，并不意味着我的出生有多么轰轰烈烈引人关注。我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，而这事实过于平淡微小，就像马里亚纳海沟最底处的一粒细沙，引不起任何波痕。

       正是独生子的一代。

*

    二○○四年七月，我从大学毕业。很多人都在找工作，可我依然终日在校园里闲逛。从文学院出来的人，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，虽然大多数情况没有挑剔收入的余地。但我不想这样，或者说还没有做好所谓奋斗的种种准备，因为自己在教室里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，除了看很多的小说。当然，我更不会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考研上。

       从小学到大学，似乎从来没有入过学习的门，只是不知道除了上学还能做什么，才一步步循规蹈矩地往上爬。初中的时候，经常因为背不下课文而罚站。其实也并不是就笨到那种程度，只是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抵触。看着那些被迫吸收的凝固的文字，就像面对一团反胃的污物。就这么样，我趴在教室侧墙的窗台上，用初二的下学期时间翻完了几本厚厚的辞典。

    那时由于学习处于底层，丝毫惹不起老师的兴趣，一上课就趴在后排的位置上，基本不怎么听讲，悠闲的时间多得是，又不怎么钟情和信任课本上所谓的经典或“中学生必读文学作品”，所以这时候已经开始自己读卡夫卡和福克纳的东西了。《去吧，摩西》对于那时的我过于艰涩了，我花了三次才把它完全读完，但却着实让我喜欢得不得了。

    有时塞上耳机，听音质低劣的卡带。并不是时下的偶像流行乐，大部分时间听的是十年前的东西，谭咏麟、罗大佑，自己都纳闷，怎么竟会老成到如此地步。也是从那段时期开始，接触到了英国摇滚乐，The Cure、电台司令（RADIOHEAD），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老师也变得对我视而不见，仿佛劝导我这样的学生无异于对牛弹琴。

    沉默少语，也就交不到什么朋友，整个初中四年，只有一个较谈得来。他是班里的优等生，书呆子那种类型，倒是除了课本之外，也看很多小说，从《鲁迅小说集》到茅盾、沈从文，抑或是高尔基、契诃夫，而我在看菲茨杰拉德（Francis Scott Fitzgerald）。不管怎么说，也算是有相同的爱好，便慢慢地要好了起来。老师们都不相信我和他是朋友，感觉这绝对是最门不当户不对的友谊。好象眼睁睁看着木星闯入了水星的轨道，最有耐性的人也会沉不住气地发议论：“哎，那不对的啊！”他们认为学习差的就只应该躲在后排的角落里，用贼溜溜的眼神观望老师，然后做一些不合课堂时宜的事情，而优等生是要瞪着眼睛，背住手认真听讲的，他们分明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就像土星和水星。

    不管老师们打量的目光多么具有怀疑性，甚至尖刻得令人寒栗，我们还是相互接触，融入对方的生活。那种融合是自然而然的，渗入彼此每一份孔隙，就像玻璃管子中氯气和氨气的反应，不需施加任何外力。我想这更多的是源于我的坚持，我的朋友本来就不多，我必须珍惜每一段友谊。我和他一起吃午饭，找机会聊天，放学后主动同他一起回家。我们是顺路，不过他住得比我近两站地。在路上我们总是翻箱倒柜地寻找话题，我拼命地想笑话讲给他听，然后期待着他的反应，他有时讲一些家里的琐事，这些能让我们感到自在轻松。我们就像初识的恋爱男女一样，生怕没得话说。倒是话题一旦展开，就像瀑布的流水，奔涌倾泻得毫不费力。不过每天分手后，我便感到失落孤独，每每这时便踢着石子，嘴里哼着《加州旅馆（Hotel California）》和比利·乔《纯真男人（An Innocent Man）》慢慢往前走（仅限于曲调而已，因为以我当时的能力，还不足以完全理解英文的歌词）。不厌其烦地踢，左一下右一下。然后经过一条横筑的铁路线，我使出全身力气，用右脚将石子踢入枕木的缝隙。

    右脚，每天如此。

    尴尬的时候当然也有，比如见到我捧住看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他会关切地说：“课本上介绍的都读完了吗？可不能光看闲书啊”。我问他看不看我新得到的劳伦斯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，他会做出惊愕地表情说：“听说那是本黄书啊，看不得的！”不过这些跟珍贵的友谊相比，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。

    初中顺利结束，再怎么差劲，毕业还是没问题的。临分手他送给我一个小本子，打开第一页用漂亮的钢笔字写道：希望你学业进步，高中生活愉快，考上好大学！我看着这些字，感觉很陌生，这样的励志的话语已经好久没有听过了，我想这肯定不是对我说的，绝对不是。好大学？莫名其妙。

    班级合影拿到手之后，我把自己的头像和他的头像剪下来，剩下的部分扔掉。两张头像并排贴在那个本子里，随身携带。一次在公园划船，不小心掉进湖里，被救上来之后，本子就找不到了。

       那之后他升入重点高中，我当然进了就近的普通学校。这如同日出日落一般毫无悬念可言。

       在高中里也联系过几次，他更加勤奋地学习，每天的时间被挤得满满。虽然也抽时间见了面，可感觉完全变了。两个人都拘谨得要命，不再寻找话题，而是紧张地怕说错什么。像两个都只剩一颗子弹的敌对者，谁都不敢先出手。最后他站起来，说：“你要好好学习，大学……”我猛地向前一步，扬起手抽了他一巴掌。两个人都静止了，他惊异地盯视我，我的耳边一阵轰隆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好了，一切结束。over。

       为什么人们都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呢，我想。

       学什么呢？

    我开始膨胀一样地听各种音乐，没日没夜地沉迷其中。R.E.M、约翰·丹佛（John Denver）、电台司令，还有New Order。经常在夜半更深的时候爬起来，坐在地板上，一遍遍地听，并且不停地转换风格，从乡村到哥特，从民谣到迷幻，把大脑搞得忽软忽硬。当然书还是照看不误，除了课本。这段时期最喜欢的是米兰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和卡尔维诺（ItaloCalvino）。书柜堆得满满的，也用不着省吃俭用，因为只要说是买书，父母是决不会有丝毫犹豫的。我也试图寻找新的朋友，孤僻感虽然不那么强了，但这似乎依旧并非易事——对于我来说。

       在高中的最后时刻，思想突然开始转变，竟然希望认真学习了，连我自己都惊讶得很。距离高考只剩三个月的时候开始自己补习，虽然效果欠佳也有所提高。心想凭借自己的文学底子，真能考上大学也说不准。不过也许是因为作文写得太过自我吧（并非意想不到，自己一向都是那样的），结果一败涂地。专科也上不了了。

       我说过自己不知道除了上学还能做什么，所以就进了本地的一所私立大学。选专业时由于恐怕别的什么也学不来，便索性进了文学院，省事也省心，轻松自在。